品讀閩南：清末民初同安罌粟遍野，連島內、大擔都在種

品讀閩南：清末民初同安罌粟遍野，連島內、大擔都在種



圖1：清柳遇《罌粟婆娑圖》

近世閩南的“土藥”之禍
——讀謝章鋌《發同安見罌粟感賦》

公元1911年，臺灣進士施士潔出任馬巷廳通判。自從甲午內渡之后，拋棄田舍財產，施進士生計不免窘迫。如今在副縣級單位任主官，生活多少有了著落，自然讓人興奮。詩人又要“詩言志”了。到任后，施通判即作《馬巷道中》（舊刊誤作《馬卷道中》）一首：

苦從田父問桑麻，為道今年景物嘉。
萬頃綠云浮白雪，春來羞見米囊花。

去夏，馬巷地區剛遭遇干旱，“泉涸，井干，莊稼微收”。新官上任先要探訪民生，聞訊些農桑麻之苦。得到的回答是風清日朗、豐登有望。言語外，田壟中一大片蓬勃生長的“米囊花”，卻讓人心生羞愧。

“米囊花”即罌粟花。民國版《同安縣志》在物產卷中有新增詞條：

鸎（罌）粟：即鴉片，一白腳尖，一名米囊，一名御米。殼葉如茼蒿，花如芙蓉五色，實如細粟。又名阿芙蓉。

將米囊花變成阿芙蓉，還有一個煉制過程?！爱斔墒鞎r，切開它的頂部，一種乳白色的液汁便流出來。液汁迅速凝固，然后將它刮下來制成生的鴉片餅。這些鴉片餅被放在極其干凈的大平底鍋內煮沸。制作工人極其小心地、全神貫注地工作。通過這一程序，雜質和樹膠粘汁被清除，剩下的便是鴉片吸食者所垂涎的東西了”。（《海關年度貿易報告》1872年）地產的鴉片，就被稱為“土藥”，與進口的鴉片“洋藥”相對應。

同安地區的罌粟種植，據1999年版的《同安縣志》考證，始于光緒4年（1878年）：“秋，同安試種罌粟成功，煙禁自此廢”（《大事記》）。這時間的表述并不準確。咸豐2年（1852年），長樂名士謝章鋌途徑同安，“至同安縣，見道旁罌粟花，有感，作詩”（陳昌強《謝章鋌年譜》）。詩題即名《發同安見罌粟感賦》：

夙駕發泉山，言至同安縣。
路旁紅白花，或言是鴉片。
吁嗟阿芙蓉，毒藥眾歡忭。
能令金錢虛，復使朱顏變。
黃許各建言，漏卮塞未徧。
爭利而忘身，邊城紛刀箭。
白骨高如山，言之心膽顫。
小民爾何知，鴆酒寧堪嚥？
妻子困饑寒，精神供烹煉。
不見四方人，嗜者終貧賤。
如何蕞爾區，栽種及芳甸。
國家有科條，努力避嚴譴。
作詩望長官，申禁惟其便。

這種開“紅白花”的植物，是觀賞的尤物。但一旦成了“阿芙蓉”，則成“毒藥”，“能令金錢虛，復使朱顏變”。多少人就為一口煙，“爭利而忘身”，“白骨高如山”。吸者之家因此“妻子困饑寒，精神供烹煉”。早在嘉慶時期，已經“國家有科條”。但如何對待鴉片，朝廷大吏“各建言”，議論紛紛。道光年時，鴻臚寺卿黃爵滋力主禁煙，以為國家的“漏卮在鴉片”，自道光初年以來，吸食鴉片日漸成風，“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實在是“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黃爵滋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初十日奏折《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而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則主張弛禁，以為土產鴉片“煙性平淡”，“食之不甚傷人”，放開讓民間種植罌粟，能打破洋人洋藥的壟斷局面，使他“無奇可居”，洋藥也就“不禁而絕”（許乃濟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弛禁奏折）。
早在許乃濟上折子之前，土產鴉片早已泛濫。用許太常的話，就是“閩、廣、浙東、云南，向有栽種罌粟、制造鴉片者”。同安一“蕞爾區”，也不甘落后，“栽種及芳甸”。
1891年廈門的《海關十年報告》說：“廈門地區罌粟的種植可追溯到40多年前。據說，最初的種子是由海峽殖民地引入的，主要種植地是同安縣。每年3月間，旅游者都被那里的迷人景象所陶醉。罌粟花盛開的田野，呈現一片五彩繽紛。”
廈門《海關年度貿易報告》、《海關十年報告》，是“廈門關稅務司署”（俗稱“新關”、“洋關”）向總稅務司呈報的公文?！皬B門關稅務司署”設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把持關務大權的外籍人士，就一直著關注鴉片的進出口，不管是“洋藥”或是“土藥”。從1865年編制的第一份《海關年度貿易報告》開始，逐年對“洋藥”和“土藥”都作了頗為詳細的匯報，同安的土產鴉片自然也不放過。



圖2：吸食鴉片（陳亞元收藏）

從1865年到1881年洋關的報告，勾勒出當時同安一地“土藥”的生產情況：

同安的罌粟原本只種在山區的高地田里。這些田不能引水澆灌來種植水稻，如果用它們種植罌粟，獲利要大大地高于種植甘薯、花生和小麥。據估計，種植罌粟，一塊70平方呎的土地種植罌粟，估計可獲得8—12元。而同樣一塊地若種水稻、花生或甘薯，前者將僅得5元，后者則只得3元，所以，很多土地寧可用來種植罌粟。
種植的具體地點，報告說到：罌粟的種植大概是在美人山的山腳下，估計約有12平方哩的土地輪作種植。夏天這里的田地甘薯和花生，而到了冬天，罌粟就它取代原先的小麥種植。也有報告說：縣境內一個叫坑南嶺的地方（今為何處，不明），方圓約35哩，這里的可耕地，每年約有1/2—1/10被用于種植罌粟?？幽蠋X的范圍內有不少于302個村莊，這些村莊的居民是歸屬一些有勢力的家族。村民們生性好斗，又有強烈的排外情緒，他們根本不理睬政府禁種罌粟的命令。
政府的禁令形同虛設，田地相鄰的官道上各級官吏來往不斷，但沒有人能看到罌粟的種植，也沒有任何措施來落實朝廷禁令。賄賂的公行，卑劣的官員和屬吏對違禁種植罌粟也有意視而不見。這些都導致每年生產的鴉片不斷增加。
同安縣種植的土產鴉片，質量并不佳。主要在內地市場和鄰近廈門口岸北面的海邊小鎮里銷售。少數運入廈門。這種低劣的鴉片，被大量用于混合外國進口鴉片。這種混合的鴉片特點就是價格低廉。
在1901年的《海關十年報告》中，報告人總結說，福建省的土鴉片的生產，在1893年產量估計是1460擔；1900年上升到7784擔；1901年全部產量超過8000擔。而主要的產區就在同安。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該地的土壤適宜種植罌栗，另部分是由于該地區居民的“獨立精神”。他們成功地抵制了地方官府對他們的征稅。種植者們又逐年改良毒品的質量。現在，它已超過來自任何其他省份的鴉片。一些種植者還成功地作到一年收獲兩次?，F在要擔心的是，土地能否承受對它肥力的這樣榨取。（見《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況》）
從晚清到民國，禁煙、弛煙之爭依然沒有消停，只是更多地化諸行動。

光緒34年12月18日(1909年1月9日)的《匯報》登載消息《同安民抗官情形》：

同安為全閩第一產土之鄉，日前該縣易大令查知近城西關外洪姓仍種土藥，初二日帶同福稅左營周哨官及勇丁數十名到該鄉，傳其家族長三人詰問，意欲令將罌粟拔去了事。詎該鄉著名獷悍，恃眾藐法，抗不到案，并敢開槍拒捕，被擄兵勇數名。周哨官見護勇被擄，拼命趕奪，不料為槍彈洞穿心腹，立即倒斃，親勇亦傷死數名。易令見勢不佳，乃傳令開槍轟擊。易令大帽猝中一彈，飛數丈外。易令大懼，狼狽回署，派丁到廈門提道二署告警。洪軍門即撥兵千名，檄何炳南、劉子珍二管帶馳往會同剿辦。

民國初年斗爭更顯激烈。又是廈門海關的報告：“1911年10月的革命之前，本地區的罌粟種植被禁止。但直到1913年，地方當局才采取了嚴厲手段查禁鴉片。該年5月5日，所有出售熟鴉片的商店被關閉，吸食者遭到處罰。到了9月，花費了極大力氣并多次求助于武力，才禁止了罌粟的種植。結果，罌粟的種植完全被禁絕。”



圖3：吸食鴉片（《中國鴉片社會生活史》）

民國時期的禁煙可以稱得上是“雷厲風行”。1919年3月11日的《申報》對此也有報道：
閩省下游煙苗之盛，半由愚民之玩法，半由官廳之受賄，故釀成今日毒卉遍野，煙禍蔓延，至于不可收拾也。乃月之二十四日，廈門當道忽變其平日冷靜態度，對于拔除同安馬巷一帶煙苗雷厲風行，大有除惡務盡之概。其鏟除煙苗之法，用竹竿削成戟式，向煙苗左右拔斷，按鄉鏟除。從二十五日起，每日皆派兵到鄉鏟除。計二十五日蘇厝社被拔除煙苗五百余畝，二十六日石濤社被拔除六百余畝，二十七日拔除同安南門外各小鄉四百余畝。現每日派浙軍二團、北軍兩團分途拔除。據官廳報告，謂同安馬巷二邑之煙茁，地面遼闊，非半月之功不能拔除凈盡。至泉州一方面，則由黃培松會同賈文祥團長擔任拔除，現已著手。
禁煙是官府行為，弛煙也是官府行為。
從光緒27年（1901年）開始，官府堂而皇之地開征“膏捐”（即鴉片稅）。沉重的稅務，以致激發民變。
《中外日報》光緒28年2月16日（1902年3月25日）消息《同安縣民反對抽收土稅太苛》：“同安縣民因抽收土稅法太苛，加以巡勇騷擾，民不聊生，竟于上月念七日激成毀局之變。迨該縣黃連生大令聞報前往，則土藥局已成平地，百姓聚至數千人，勢甚洶涌?！秉S縣令一面竭力解散民眾，一面稟報興泉永道派兵準備彈壓。

到了民國時期，種植罌粟已不是什么新聞和秘密了。在海關的報告中，不斷地有這樣的文字：“這里周圍的農村均已讓位于種植罌粟。我們曾查獲幾起從海峽大宗走私進口的罌粟籽，供種植罌粟之用，并且必然還有大量的偷漏”（1919年3月26日，廈門去函）；“盡管去年秋季‘禁止’種植罌粟。大約兩星期前，我發現在大擔島上有兩塊土地種植罌粟”（1922年4月29日，廈門去函）；“這個地區種植鴉片很普遍，而且蔓延很快。在大陸，甚至廈門島上，現在許多田地都已經種上鴉片。也許更多的田地將被播上鴉片種子。我聽說軍方在同安竟然命令農民種植鴉片。有消息說，一個辛迪加已經成立.集資一百五十萬元，準備用于明年的鴉片貿易。其中一部份打算用來賄賂廈門和廣州的厘金局官員和海關關員。我聽說臧將軍和張將軍打仗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決定同安田地里的鴉片由 誰收稅”（1922年11月29日，廈門去函）；“監察長乘其在中國舊歷新年期間外出狩獵的途中，走訪了劉五店和同安地區。他說據他估計，大約有85%可耕土地正在投入種植罌粟。我推瀏，一個農民種植罌粟所獲得的收益相當于種植其他作物的5倍”（1923年2月22日，廈門去函）。（引文均見于《廈門海關歷史檔案選編 第一輯（1911-1949）》）。

官府勒逼成了這一時期農戶種植罌粟的強大推手。1917年“10月，縣知事紐承藩勒縱鄉民種罌粟，同安煙禁復開”（《同安縣志1999年》）。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罌粟的稅收以及鴉片的買賣，是各路軍閥斂財的重要手段。

到了1917年底，福建和廣東間的國內戰爭爆發，人們乘普遍混亂之機，又重新種植罌粟。第二年(1918年)，當廣東軍隊占領福建南部后，罌粟被自由種植，一個稱為田賦的鴉片稅，由福建軍官公開征收。這些軍官無視鴉片禁令的實施(由福建軍政總督頒布)，借口這是在他們的權限之外。本地的氣候和土壤很適宜種植罌粟，種植者收成很好，獲利甚豐。1919年，種植罌粟的土地范圍明顯擴大，鴉片的生產已達到如此巨大的數量．以致于精制鴉片僅以每兩2元的價格出售，而兩年前的價格則是每兩15—20元。外國鴉片已完全被土產鴉片所取代。后者不僅滿足了本地需求，而且還供應口岸外其他地方。大量鴉片從廈門走私販運到兩個主要的轉口中心——香港和上海。據報告，這一非法貿易給商人帶來巨大利潤。1920年8月，廣東軍隊撤出福建南部。隨著本省正常秩序的恢復，“閩南煙苗禁種會”于9月份成立。該會由著名的地方紳士領導。由于缺乏官方的支持，該會注定要失敗。罌粟于是再度廣泛種植。1921年，地方軍政官員重新試圖禁止種植罌粟。據報告，現在除了官方控制薄弱的少數地區外，在福建南部再也見不到一株罌粟了。（海關十年報告之四1912——1921）

1923年11月6日的《申報》透露，占據廈門的臧致平部“近且令禾山種煙，征收煙稅十六萬元，已著手開辦”。報道驚呼，禾山“距街市七、八里”，而廈門這一“通商巨埠，中外觀瞻所屬，竟公然種煙，真太不成體統”。其實此類情況并不止于臧致平一軍與廈同一地：

他省罌粟均農民竊種，軍隊從而分潤之。閩省則不然。民苦于征稅之重，無利可圖，不愿種植。所謂軍政界者始則出示勸種，甚有“種煙乃利國福民”之語。繼更以武力逼種，必令將所有田地幾分之栽種罌粟，不種者亦照例征稅，每畝征至數十元，分三期交納。甫下籽種即征第一期。閩南時局如弈棋，各軍亦知勝負無常，不敢自必能久據一地，于是極敲剝之能事。甚有煙苗未秀，而三期都已征過。一軍失敗，而他軍遞據，則又從頭征起。農民脅于兵威，不敢抵抗，往往稱貸不足，則賣妻鬻子以應命。煙既獲矣，運售又須納稅。違則仍以禁物論，強攫以去。總之農民之種煙，固不足供官兵之掊克。（1923年12月19日《申報》《廈門通信》）

早在晚清時，和施士潔一同內渡的詩人林鶴年也唱過：

罌粟花開徧野塍，山場花價逐年增。
何年洗盡煙花劫？大海迴瀾此一燈。

林鶴年親眼目睹晚清時的“土藥”之禍：罌粟滿野，煙價日漲；煙燈獨炯，劫難何平？?！按艘粺簟?，即鴉片燈。禁之、弛之，關乎時局變化，關乎“大海迴瀾”。



圖4：煙具（《中國鴉片社會生活史》）


作者簡介：劉瑞光，廈門人，筆名海峽問史，曾貢獻于教育界，現悉心精研廈門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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